摘要：

我国现代意义的警察制度形成只有仅仅百年的历史，但警察职能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中却始终存在，自然也有一些较为顽固的职业文化特征和思维模式的遗存，比如当代警察的越轨现象与传统民间江湖文化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文化角度深层分析民间江湖文化与当代警察越轨现象的关系。

 

作者简介：罗维（1974—），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年进站博士后，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现当代文学，警察文化与文学。

 

 

所谓警察越轨（deviance）是指警察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过程中实施的违反规律或制度规范的行为[i]。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大环境对于公安队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可否认的是，各地公安机关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警察越轨现象。事实上警察越轨行为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够完善，或是有效的权力制衡还未形成以及舆论监督不够等方面原因，它还有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根源——即这种越轨现象后面深刻的文化内因。

这种文化内因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类似社会关系和职业文化中的思维特性。我国现代意义的警察制度形成只有仅仅百年的历史，但警察职能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中却始终存在，自然也有一些较为顽固的传统司法职业文化特征和思维模式的遗存，对今天的警察队伍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传统吏治文化中有江湖文化的一面。而当代警察的越轨现象与传统民间江湖文化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文化角度深层分析民间江湖文化与警察越轨现象的关系。

有人称最近被执行死刑的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是倒在“江湖”中的公安局长[ii]。据媒体报道，文强行事张狂不羁，好称老大，与江湖朋友称兄道弟，讲人情不讲法制，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可见，文强身上的江湖气，是其落马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倒在“江湖”中的公安局长，文强不是一个特例。据报道，原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建明，原浙江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都因涉黑而落马。 

问题是这些警界中的权力精英为何与江湖朋友称兄道弟？这种警察越轨现象是一种当代社会环境中滋生的新问题，还是一个早就有历史传统的旧问题呢？

一、关于“江湖”文化概念的本质

江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指的是“游民生活和争斗的空间”[iii]，它是由无业人员、流浪汉、盗匪等各种各样心怀不逞的人们组成，是以非法手段谋生的人们的空间。江湖是一个被历代主流社会所容易忽视的世界，但事实上它在传统社会中不仅形成自身的势力，对社会权力格局也有一定影响。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江湖帮会就在政治格局的变迁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不少当权的军阀都是江湖人士出身。不仅如此，江湖社会也渐渐形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比如，《水浒传》是最早透露了游民江湖存在和传播江湖意识的经典著作。而江湖意识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广泛存在，讲哥们义气、为朋友出头是其中最为典型之一。

今天，已经没有青洪帮、天地会乃至袍哥等这样的江湖帮会了，但江湖的文化意识还在，黑社会组织的结构模式和行为方式依然是对过去江湖社会的模仿。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到底是江湖文化中的什么内容和警察职业之间发生了关系。

首先传统吏治文化中有一定的江湖色彩。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被边缘化的一类人，像具有司法职能的衙役、狱吏、捕头、都头等等，都是吏。他们上和官打交道，被管，下和平民罪犯打交道，管人。古代官吏虽然并称，实际上地位悬殊，甚至主流社会对吏有几分歧视，他们即便有才能，也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政治前途受到压抑。《水浒传》中身为衙司的小吏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从统治集团得到的利益相对较少，丧失了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的动力，同时他们又是很有能力的社会类群。为了获取利益，他们和民间有实力有势力的人结交，同时又拼命压榨平民百姓[iv]。更多地是和底层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痞子、地头蛇、游手好闲之徒打交道，自然在这种萌芽状态的警察司法文化中有诸多民间江湖文化的影响。明里是官，暗里通匪，黑白两道通吃，这是专制集权社会中警政司法系统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江湖意识也一直作为警察职业的负面文化被遗存下来。

民国上海滩有个很有势力的警察，他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总捕头——黄金荣。他上有租界当局，下有巡捕警队，拿薪水吃俸禄维持租界治安。可这只是他的显性身份，他的幕后身份是青帮老大，徒子徒孙不计其数。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先让手下流氓去商铺勒索捣乱滋事，然后他出面治理，结构商家出资，小流氓纳孝敬，租界洋人嘉奖，一举数得。显然，黄金荣的技巧就是利用公权力制造了个人收益的最大化。[v]而之所以可以进行这种权与利的交换是因为他警察和黑帮老大的双重身份。这种权利的交换是民国腐败政治的畸形产物，在今天当然不可能重演，但它所反映的江湖文化意识与政治司法权力的勾结方式[vi]却值得今天的警界深思。

下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辨析，看看今天的公权力、江湖之义以及私人利益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二、江湖文化中的“义”、“利”之辨

民间江湖文化受先秦墨家思想的影响甚深，因为墨家哲学的内容主要是对游侠道德辩护。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他是墨子所由出身的游侠们的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vii]。而江湖文化是游侠文化的拓展和延续。因此游侠们的职业道德成了江湖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理想之一，所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就决定了墨子“兼爱”思想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墨子进一步说“义，利也”。这跟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显然不同。也就是说，有财相分，有利相交，有力助人，这才是“兼相爱，交相利”。所以所谓的江湖义气之义和儒家所讲的“义”如何区别，就看它是否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帮会的江湖义气从表面上看，是讲义，但这种义已经不是游侠所尊崇的理想“行侠仗义”的义了，实际上从其本质来说是以赤裸裸的利为核心，尤其是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义只不过是它借此获得道德合理性以及形成帮会组织内部思想凝聚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罢了。

以上是就道德层面谈到江湖文化之“义”的渊源和其“利”的实质。从另一个角度看，江湖和儒家文化的关系也很深。有学者称江湖是蜕化的儒教[viii]。传统中国是以孔孟教化下的宗族伦理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宗法国家，而宗法文化是以对嫡长子——宗子的尊崇、服从（即所谓“尊尊），从而达到团结全体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人们（所谓亲亲）的目的[ix]。江湖恰恰具有和这种社会结构的类似结构特征。江湖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就是以拟血缘关系的纽带方式存在，以对大哥的绝对服从和歃血为盟的方式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团体。后者是前者的泛化，是以人际关系的亲疏结成的网络结构。因此讲人情、讲面子、讲关系，讲哥们成了这种江湖文化的广泛体现。这就使义、利的交换在实践层面具有了可操作性。

 

三、“文强”们为何与“江湖朋友”称兄道弟讲义气？

    文强是个直辖市的局级干部，是重庆警界中的精英领导。可是在他身上有鲜明的江湖气，好称老大，讲人情不讲法制，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其他涉黑公安干警也有类似特点。为什么在以文强为代表的涉黑公安干部身上会有这些江湖气呢？

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时期，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品拜物教意识强烈诱导着警察个人内心的逐利冲动。在缺乏有效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环境中，部分警察通过权力寻租来实现其逐利目标”[x]。文强们手中的权力很大，但如果在体制内循规蹈矩，他们得不到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而现在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价值观混乱，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极度膨胀。无形中社会将物质财富的有无视为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于文强们来说，要成为“成功人士”，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可和欲望的满足，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借体制的一些漏洞，寻求在体制外权钱的交易。和江湖朋友的结交必然用江湖的方式，称兄道弟，拉帮结派，前面说了，也就是兄弟们有财相分，有利相交，有力助人，于是文强们在获得讲义气的回报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对自身权力的控制和约束，走上犯罪道路。因为在此过程中，一切妨碍其寻租逐利的个人或群体，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而文强们也就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由英雄沦为囚徒。

说白了，与“江湖兄弟”称兄道弟，文强们还是为了一个“利”字。

四、民间江湖文化是如何在当代警察群体内部发生作用的？

江湖义气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又正好对接了当代警察中的一种负面现象，叫做“圈内过度认同”。这种警察职业的圈内过度认同源于多种原因。

比如我国的当前社会治安复杂，警察所特有的危险性和紧张性使他们与圈外公众相对疏离。长时间的工作和无休止的加班让他们缺乏和圈外人员交往的时间和机会。因此，警察个体彼此心理上容易产生许多共鸣，容易对集体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从而会产生超过同事情谊的“过度认同”，这在军队文化中也同样容易存在。这种“过度认同”和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民间江湖义气一拍即合。由于军队空间相对封闭，和地方没有权与利的直接联系，而且有形成规模和气候的解放军军队文化与之抗衡，固能够受到有效控制，不至于形成大面积的越轨行为。 

但借江湖兄弟之义这种拟血缘的纽带联系方式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网就造成了行政机关内的“关系文化”，问题是警察的职业权力很大，极容易构成“越轨型互惠”，甚至导致集体腐败或违法犯罪。所以我们要警惕警察队伍中的江湖义气之交，警惕江湖文化在警察文化中的泛滥。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力量不可小觑，传统文化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必须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不放松对于公安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建设当下的中国警察文化的重要性，只有用先进的文化武装了思想，旧的文化才会真的成为历史。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党，一个先进的人民警察队伍，必须高度重视先进的文化建设。用这个先进文化的力量来团结教育人民，领导公安队伍，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