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会长马皑

 

提炼适合中国人审讯的模式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国际法律心理学大会暨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第十五届学术大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会长马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某市公安局有一个比较棘手的案子，一位小杂货铺老板被人指认为军统特务，但就是找不到任何证据。核实其身份，处处都吻合，找不到漏洞。这个案子遂成为积案。

　　市局在处理积案的时候打算把这个人放了。但就是有一个疑点没法解释：其杂货铺老板的身份与其异常沉稳淡定的气质不符。

　　一位老警察决心一试，提出三个条件：一，给这个嫌疑人换一个新的羁押场所；二，要单独关押；三，不经这位老警察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接近或者提审这个人。

　　一个月后，老警察提审嫌疑人。

　　审讯室营造了一种很特殊的气氛：室内烟雾弥漫，一位严肃的老警察一边阅卷一边作着笔录、案头放着几大本卷宗，老警察有时拍案而怒，有时用手指着嫌疑人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愤怒。然而一整天，没有一个人跟嫌犯说任何的话。

　　到了晚上，老警察平和、镇定地和这个嫌疑人说了当天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嫌疑人在情绪上彻底崩溃，交代了所有的案情。

　　这是犯罪心理学运用于司法审讯实务的一个真实案例。

　　马皑说：“审讯确实是心理交锋的过程，其实促使犯罪嫌疑人说实话本身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改变人的态度的过程，它可以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减少刑讯逼供。我们深入分析过刑讯逼供存在的理由，但随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执行，刑讯逼供这种方法必须要改变，警察会主动寻求新的审讯方法，而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其实比刑讯更有效，心理学在审讯中的应用必然得到重视。”

　　《法治周末》：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能够为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提供帮助吗？

　　马皑：审讯靠打，根本不是办法，这种方式早晚“没戏”。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存在刑讯逼供。

　　1、被审讯的人被贴了标签，在审讯之前即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坏人。

　　2、与国情有关，过去60年中的前30年，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来，从战争中走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对待敌人要狠。

　　3、强化物的存在。假设100个人进来，100个不会主动交代。而刑讯之后，供认不讳的95个是不冤的，只有5个冤。刑讯带来效率。

　　4、执法者也需要找到情绪宣泄的渠道。嫌犯成了替罪羊。

　　5、司法工作都以工作目的的实现为维度，导致重结果轻程序。群众也往往觉得施暴者受到惩罚最重要，不关心审讯中当事人权益是不是受到了保护。

　　领导和公众都将框架定为结果：只有被刑讯的人而且被冤枉的那一小部分人对刑讯逼供有呼声。

　　6、个人原因。执法者角色应该匹配，比如脾气暴躁的人不该去当预审员，抑郁型的人不能去做调解。但是在现在的职业选拔中没有考虑职业匹配的问题。

　　7，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平等看待，权益没有受到保护。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简单，让律师参与进来，形成被告人、律师和执法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平衡，刑讯逼供就缺少了条件。

　　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讯人虽然也在运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还是凭经验的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就曾提出过从硬审讯到软审讯。2006年开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设立课题组研究审讯，试图提炼出适合中国人审讯的模式，让心理学不断介入。

　　心理学技术运用于审讯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找出可能有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支撑点破坏之，同时帮助其建立新的安全感。

　　在审讯之前，需要充分了解被审讯人的背景、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甚至是家中排行、由谁带大的等。分析他不说实话的原因，通常是三种：自保、怕惩罚和与关系网建立了攻守同盟。剔除这些障碍，不断进行心理增压，心理安全感越少，交代得越彻底。

　　我举一个或许不太合适的例子，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些违规的做法。但只为说明心理学的作用。

　　在一起抢劫、杀人、放火案件中，多次审讯就是拿不下。

　　警察一共抓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又矮又胖，性格比较鲁莽。另外一个又瘦又高，性格沉稳。

　　一般情况下，共案犯不允许关在一起，心理学家却出主意把他们关在一起，并且连续提出高个的那个，也不审他，还给他饭吃，时间差不多就放回去。

　　第一天，高个回去，矮个的就问：今天问你什么了？高个回答：什么都没问，还给饭吃。

　　连续三天，高个的都这么说，矮个的绷不住了，什么都交代了。

马皑对热点现象的剖析

“机场刺母案”的心理反思

　　《法治周末》：机场刺母案已于近日开庭审理。庭审现场，持刀刺母的被告人回答问题简单、面无表情，而且始终未望向泪流满面的母亲。有媒体解读为：冷漠，有的则说其反应迟钝。您怎么看本案的被告人？

　　马皑：司法鉴定显示其患有精神分裂症，而精神分裂症患病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是遗传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近1/3患病者的病因是源于遗传或受孕之后子宫环境；其次是后天他成长的具体环境影响，既包括大的文化与时代环境，也包括小的家庭、学校及交往环境，我们称之为环境因素；第三个是在他发病时已经建构起来的心理内容，如个性、认知与习惯我们称之为心理因素，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重大负性事件也往往对其心理因素产生影响。

　　有人说他冷漠有人说是迟钝，但也许可能是太内疚呢？公众往往通过观察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看来并不科学准确。这也是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心理学家所谈的内容公众有时会无法理解的原因所在。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公众靠经验来评价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有点像望闻问切的“中医”；而心理学更像是西医，靠的是标准，这些标准是通过无数的实验、统计得来的。心理学是提供标准和规律的科学。

　　《法治周末》：关于这个孩子精神上的异常，这位母亲也曾经有过察觉，但是一直都没有带其去就医。有人说她是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但也有人说是对精神问题重视不够的结果，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对母子之间的互相影响？

　　马皑：人最难做到的是否定自己，否定孩子等于否定自己。母亲没有正视孩子精神上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害怕而回避，是心理上的趋利避害。

　　二十几天前，有一个调查显示，咱们现在全民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焦虑。这位母亲也应该有典型的焦虑症。中国很多父母的焦虑症表现为对成年的孩子过分呵护，害怕孩子面对危机不能承担。这位母亲的焦虑会直接传递给在日本的孩子。

　　《法治周末》：在这个案子背后是不是会反映出一些社会共性问题？

　　马皑：前面说过，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有三个：生物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这三者互相作用，很复杂。

　　在刺母案中，这个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着“重大负性生活事件”，他的成长环境就明显有异于其他同龄人。比如父母离异等，就有可能激活我们怀疑的生物因素，同时也影响其后继生活环境的改变，当面对环境的时候心态就不一样了，比如萎缩、逃避、对他人敏感等。生物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总是在交互影响。

　　最后导致这个孩子精神分裂的原因，我想除了以上所说的，最重要的还是走出家庭之后的环境跟以前的有太大的反差，我觉得很多留学生跟本案的被告人一样面对着以下一些“重大生活事件”：

　　一、出国后才发现，自己期望的环境与预期不符；

　　二、父母的期望与自己的能力不符。父母忽略了孩子的特性，有过高的要求；

　　三、文化的冲突。在原来的环境中能做到的事情，在国外那个环境中做不到了；

　　四、人际的冲突。在家是“王子”，可到了国外就是普通人，全部靠自己，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你，社会支持系统崩溃。

　　在国内时，母亲给予这个孩子的“支持系统”会给他安全感，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是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但在留学这样的环境中，父母没法为孩子提供在家时那种物质、情感、人力支持，这会让孩子有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也会传导给父母。父母这时候提供安全感的主要途径就剩下了“寄钱”，想用经济上的东西弥补情感上的缺失并减少焦虑。但这却导致了孩子的错误归责：我之所以这么不顺利全是因为你，干吗要让我到这儿来？

　　如果这个孩子把责任归于自己的时候，则可能表现为自杀、自虐、自我毁灭。如果偏向归责别人，则产生机场上这一幕，那个时候在他的主观世界里母亲就是给他带来不幸的那个人，该满足自己而没满足自己的那个人。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母亲该给他钱吗？母亲错就错在：长期以来含辛茹苦地一直给钱，自己没有能力也还是一直给钱。这产生一个结果叫“强化”，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强化的作用是影响行为再次发生的频率。

　　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母亲每次都给他，是正强化，不给叫负强化，都会增加继续要钱的频率和希望给钱的频率。这有点像打麻将的心理：赢了是正强化，输了是负强化，结果是仍然继续打。

《法治周末》：“药家鑫案”和“刺母案”后，有专家开始反思独生子女问题，您怎么看？

　　马皑：父母缺少育儿经验，但又没有重来一次或者两次的机会。

　　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大的照顾小的，一块解决问题和合作与分享的机会，孩子缺少互相合作、关爱和尊重的环境。这导致了孩子走出家庭之后的人际交往障碍。

　　如果把家庭比喻为一盆热水，社会是一盆凉水，那么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打闹交往则如同一盆温水。

　　孩子没有温水这个适应过程，直接从热水到凉水，那么容易生病也就好解释了。

　　成人的焦虑弥散传导给孩子

　　《法治周末》：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极端案件，比如“李磊杀死全家案”，还有曾被媒体热炒的“药家鑫案”，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马皑：这是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已经从信仰型社会步入现实型，从熟人社会步入生人社会，从道德社会步入法治社会，从一体化步入多元化。

　　经济高速发展，人的心理发展却明显滞后，表现为心理与社会变迁的脱节：现有的文化体系、道德模式还没有教会我们如何适应现在的“生人社会”中的“个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从而出现一个道德真空，导致社会适应障碍越来越多。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弱势群体心理调查研究，同时也进行过极端案件的研究。发现公众在心里层面的安全感来自政府，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会导致全民没有安全感，全民焦虑。没钱的人焦虑孩子上学、购房等问题，有钱的则怕失去财富和担心身体是否健康，造成的都是不可预期的压力。

　　这些成人的焦虑在家庭中弥散开来，自然会传导给孩子。心理不平衡的父母怎能教养出有良好心理适应能力的孩子？

　　过去从未见过的犯罪类型越来越多，原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系列杀童案、李磊灭门案、大学生杀人案、李浩性囚案，我们看到恶性犯罪中犯罪主体的身份在不断提高，有医生、教师、复员军人、十指纤纤的音乐系大学生。

　　这些人杀害的大多是不相关的人，似乎与我们原有的“冤有主债有头”式的模式不一样了。

　　这些极端怎么来的？原因很多，但一定有一点他们都是社会适应能力出了问题的人。

　　“冷漠”是越来越个人化的必然产物

　　《法治周末》：小女孩悦悦被碾轧致死无人管的事件发生，“冷漠”成了一个热词。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冷漠？

　　马皑：冷漠就像阴天，是个社会心理现象。它的对立面是“社会充满爱”。为什么走到了爱的反面呢？首先，这是这个社会越来越个人化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心理学上的解释是：我爱别人我能得到什么？得到这个答案有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更多是通过观察别人。

　　关于“冷漠”，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责任分担理论”的解释。

　　当一个人需要帮助时，周边有一群互相不认识的人，这一群人中单个的人会想：该帮助他的应该是其他人。

　　有这样一个实例，一个小女孩在被抢劫、强奸、杀害的过程中，不断呼救，周边有二十几个窗户打开过，但没有一个人施救、报警，因为他们都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事，别人会去做。

　　其次，这种结果的产生与人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就缺少合作也有关。当人们从小就缺少合作环境，等成年之后想一夜之间就想让其有了帮助别人的动机，这太难了。

　　在美国还有一个实验，一个人突然躺在城市的大街上，路人匆匆走过，过了很久才有人过来询问。而同样是这个人突然躺在美国乡村的路上，走过来的第一个人就过来施救。

　　在农村，是“熟人社会”，是小的社区，彼此之间维系着关系，村里的每个人都有归属感。而城市则是生人社会，每个人都以自我和独立定位自己。

　　最后，小悦悦事件背后，媒体该反思。媒体报道老太太倒地路人相助反到被诬的个案，让大家都看到了这么做的结果，这种“经验”会反作用于将来的行为。决策理论中被优先考虑的不是这么做能得到什么而是会不会有损失。

　　社会张力有规律：每十年一释放

　　《法治周末》：您在本次大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提要中提到“社会张力”这个概念，能再解释一下吗？

　　马皑：社会张力是指社会系统在运行和变迁过程中，由于结构失调或人们的无序互动导致的紧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动力量。社会张力增大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公众因贫富差距、相对剥夺感而积累、压抑的情感、情绪扩张、膨胀，使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

　　作为心理学家，我特别寄希望于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稳定。心理永远是客观的反映。经历了30年的发展，中国人的心理健康虽然存在不健康的问题，但我乐观地认为这是暂时的，当我们都认识到其急需解决时，公众会自发寻求社会的、群体的、个人的改变，以追求幸福。

　　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本身的不平衡和阶层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这些会带来认知的失调、人格失调和人与环境的失调。

　　社会张力有规律，每十年一释放。也就是阶层之间的不平衡等导致的情绪对立需要释放，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既是释放的过程，也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应该客观地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张力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候，它可能以各种方式寻求释放的机会，良性的如建构社会平衡，提供诉求表达渠道；负性的则可能是因事件引发的群体性行动和侵犯无辜者的攻击行为。

　　社会焦虑背后是安全感缺失

　　《法治周末》：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认识还很不够。

　　马皑：是这样的。但是心理疾病及如同身体疾病一样，得病了就得看医生。如果老是累积而得不到及时治疗，到一定程度就不好治甚至没法治了。而且心理疾病也有急性和慢性之分。

　　由于对心理问题认识的不清楚，很多人觉得难受了，出现症状了，尚不知怎么了。父母懂得心理学知识非常重要，父母尤其需要科学指导。

　　但是也不必过分紧张，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孩子的心理有问题，因为人们往往把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病。其实精神病和心理问题的差别，就如同癌症和打了个喷嚏之间的区别一样大。

　　人们对心理学的认识还差得太远，等有一天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达到对生理健康的认识一样的高度，心理学的价值才会发挥出来。

　　减少全社会焦虑的一个有效办法是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善。因为安全感越多，特别是对今后有良好的预期和保障，人的心理就越不容易出问题。这种救助机制就如同人遇到伤害之后的救护车，心理救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在我们的小学甚至是中学，或者监狱中，还看到类似于贴小红花这样的打分模式，靠奖惩而不是心理需求进行教育，这是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

　　心理学的发展切不可着急，当人们从内心主动意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时，这种需求会让心理学得到普及。我想再过15年或者20年之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心理问题不会再是被动求医。